泰州道樂與泰州文化

泰州地處長江之尾、淮河之畔、黃海之濱，在歷史上，長江、淮河、黃海越境而過，江、淮、海三水在這里匯聚，清、渾、咸三味在這里交融，吳、越、楚三國文化在這里沉積。歲月的流逝，帶來了泰州地域地貌的滄桑巨變，卻割不斷地方文化的代代相傳，遮掩不住泰州道樂魅力的神韻飛揚。在千年傳承中，泰州道樂以其獨特的魅力，完美展示了泰州宗教文化、鹽稅文化的質點，樹起了一道旖旎的文化風景。

宗教文化：朝陽文化催生泰州道樂誕生

泰州曾是宗教盛行之地，歷史上寺廟林立，“儒”“釋”“道”三教并存互動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。穿越時空，泰州道樂正是伴隨著泰州宗教文化的誕生而產生，而泰州道樂深受泰州道教文化浸潤，它是泰州道樂呼之欲出之根。泰州道教曾堪稱江蘇之最。道教自東漢后期形成后，海陵復為道教盛行地區。東晉時，泰州出現了著名的“海陵十仙”，傳說他們都在泰州城內修煉功成而飛升成仙。隨著道教的興盛，泰州道教出現了繁榮局面。泰州道觀眾多，廣泛開展誦經、打醮、祈福等教務活動。清初時，泰州道教活動盛極一時，幾乎鄉鄉有道士，鎮鎮有道觀。

泰州道教音樂繼承了古代“巫以歌舞降神，捉以言辭禱神”的傳說，在誦經文、做禮懺、行齋醮、放焰口時，樂師們都要運用曲笛、笙、簫、大小嗩吶、磬、鐃鈸、云鑼、鐋鑼、小鑼、小提鈸等傳統演奏樂器來營造出一種莊重、神圣的宗教氛圍。其音樂主要用于設壇、焚香、升壇、迎駕、誦經、贊頌等齋醮科儀中。音樂的組合隨法事不同而發生相應變化，主要的音樂形式有獨唱（通常由高功或法師擔任）、齊唱、散板式吟唱和鼓樂、吹打以及合奏等。在器樂演奏中，根據主持醮儀的高功、法師在供香、繞壇、禮拜等宗教儀式中動作的需要，會采取坐樂和行樂的形式來演奏，以配合法師的動作。

自北宋以來，泰州道教音樂的正宗傳統曲目有：《破陣子》《將軍令》《到春來》《到秋來》《行街四合》等。不僅如此，泰州道教音樂還具有濃厚的宮廷雅樂風格，除繼承了帝王廟堂儀典音樂、詩詞音樂外，還保留了唐、宋、元、明歷代宮廷音樂的部分樂曲，結構完整、旋律瑰麗，主要有笛曲、鼓段和兩者連綴而成的套曲或曲牌。歷史上泰州曾出過一位名人，叫徐神翁，他深得朝廷信任，宋哲宗親賜紫服，授其“圓通大師”稱號，宋徽宗三次召其入宮，以備問道。他不僅帶去了民間的靈丹妙藥，也將宮廷音樂帶到民間。

鹽稅文化：助推泰州道樂繁榮

泰州自古產鹽，“天下鹽稅海陵居半”。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因朝廷詔書全國，要求各地官員推薦通曉樂律之人，范仲淹首先想到了與他在文會堂唱和的胡瑗。胡瑗“長于音律，能曉古樂”，進京后受到了仁宗皇帝的接見，其考訂的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《小雅》等數十篇樂譜影響至今。到了清代，發跡的鹽商為享受安閑舒適的士紳生活，將泰州道教音樂與“鹽稅文化”相融合，并與民間小調、民俗俚音、民間歌謠等相結合，促進了道教音樂逐漸變為動感怡情、娛群樂眾的大眾音樂?！胞}稅文化”的興盛是泰州道樂驚艷繁榮之基。

一鹽稱盛，百業俱興。道光年間，泰州地區有三位楊姓道情藝人，說唱水平很高，有“三陽（楊）開泰”之譽。泰州興化人鄭板橋創作的《道情》10首，更使道情曲在江蘇風靡一時，也讓泰州道情從“勸世文”發展成說唱藝術，進一步豐富了道樂的內容。演唱一般流動于街坊店鋪、茶館酒樓及內河客輪、過江輪渡之中，行話叫“踩街”；也有占街市一方空地演出的，俗稱“地攤”。表演形式古老而簡樸，多為一人持漁鼓、簡板，身穿長袍站著說唱，無其他樂器伴奏。演唱時，左臂懷抱漁鼓并手執簡板，右手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并攏打擊漁鼓，兩者配合擊打出各種節奏作過門的弦律。泰州道情，曲調易學，演唱靈活，唱者甚多。

泰州鹽商官僚，常以文以樂交友，以書以畫會客。這種文化氛圍，使得泰州道樂與鹽商文化既交相輝映，又相得益彰，道樂自然走進了百姓的生活。不管鹽商官僚，還是殷實家庭，凡生辰喜慶、烹茶飲酒、宴客消閑，都要邀請樂隊集體開臺或單獨坐堂來為主家增色，主人和賓客可憑各自的喜愛提名點奏、合奏或獨奏，形式多樣。

縱觀泰州的道樂文化，不難發現它記載的是泰州文化發展史，反映的是百姓喜怒哀樂，恪守的是“調不離俗（民俗）、韻不離歌（民歌）、歌不離曲、曲不離器”的傳統，在廣泛吸收、融合，不斷與時俱進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特色，它兼吳楚越之韻，匯江淮海之風，既有江南絲竹的婉約與細膩，又有北方吹打樂的彪悍與雄渾，其精華是它兼容并包、和而不同，讓人百聽不厭、流連忘返。